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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代孕应当慎之又慎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生育问题,北医一名医师提出,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治商业代孕。一石激起千层浪,“代孕”相关话题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代孕通俗点讲就是“借腹生子”。即将受精卵子植入孕母子宫,由孕母完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
自我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80后成为生育二孩的主力军,高龄产妇井喷式增长。尽管二孩的放开,使得想要生育孩子的妇女越来越多,但因为年龄、身体等原因造成的不孕不育的家庭也逐渐增多,在治疗未果后,强烈的求子愿望迫使家庭开始寻找其他解决途径,比如代孕。
放眼国外,代孕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2016年10月,欧洲委员会议会曾经就是否在欧洲合法化代孕一事展开了一次投票,最终反对代孕合法化的47个国家的代表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仍有国家对其开“绿灯”。在印度、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前提是不能向孕母支付任何报酬,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在俄罗斯,代孕甚至作为一种女性谋生的职业,成功代孕一次,一般可获得80万~100万卢布不等的报酬。
反观国内,2001年,卫生部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在2015年,国家卫计委也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而针对《人民日报》放出的“烟雾弹”,近日也有了官方回应。2月8日上午,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下一步卫计委将根据相关法律,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行为”。由此可见,代孕行为在我国是被禁止的,是不被认可的违法行为。
然而,法律的禁止挡不住生育市场的需求。有媒体报道,在暗访深圳一地下代孕机构时,该机构负责人称公司已做代孕近10年,代孕起步价为40万元,每年接单400多个。
中国的非法代孕案件并不少见,广州八胞胎事件就是一例。广州一对夫妇结婚数年后,一直没有孩子,在尝试试管婴儿时8个胚胎一次成功,随后他们找来两个代孕妈妈,妈妈本人怀3个,2个代孕者各自怀3个、2个,2010年十月间8个孩子陆续出生。
代孕合法化引发的争议其实从未停歇,放开似乎成了一种暗语。谈到代孕,不得不说生育权,生育权是任何公民,不论是已婚还是未婚,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平等享有的一项人格权;2015年,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还曾提出“违反规定实施代孕等将受到相应处罚”的规定,而在12月审议通过的修正案中,这条“代孕”条款却不见了,这也不禁让人猜测,此举是否是对代孕释放了积极信号;地下代孕市场的繁荣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生育的需求。那么,代孕到底是否应该合法合理出现呢?
其实不然,因为代孕还有很多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社会伦理问题,孕母对出生的孩子难免产生情感寄托,这种感情如何排解?胚胎的提供者与孩子的关系、孕母与孩子的关系如何认定?社会大众对孕母的认知、舆论压力是怎样的?如果是亲戚朋友志愿代孕,这样的伦理关系又该如何处理?
而从法律角度来看,代孕母亲可以随意出租子宫吗?婴儿能作为商品随意买卖吗?如果代孕出身的孩子有健康问题,或者寻求代孕夫妇离婚了,小孩的抚养也是问题之一。而从执法层面,无论是卫生部发布的《办法》还是卫计委出台的指导意见,所对应的管控对象只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不包含代孕中介、网站等非法机构。而执法主体也只是卫生行政部门,执法手段、力度和范围均有限。因此,严格的规定让代孕在明面上成为不可能,而法律监管的缺失,却又让地下商业代孕有机可乘。
美国著名的“Baby M”案:30多年前,新泽西州的一对夫妇与代孕妈妈签署代孕协议,但代孕妈妈在怀孕期间对孩子产生感情,产后不愿交出孩子M,并带着孩子逃走。因为代孕面临太多人伦问题,仅靠法律难以解决,美国一些州也因此直接封杀了代孕。
在相关制度和监管的缺失下,一味禁止代孕或显鸡肋,政府还应当疏堵结合。代孕需求大概可以分为刚需和软需,因灾害、疾病、意外事故失去孩子,又不能生育的家庭可以称作刚需,软需则是那些不愿生育、有钱有能力负担代孕费用的富裕家庭。有人提出,支持刚性需求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减少政府福利负担的积极作用,而软性需求则需谨慎。但笔者认为,商业代孕自然不能提倡,即便是不收取一分一文的志愿代孕,恐怕也还是问题重重。
那么,符合生育要求却不能生育的那些家庭难道只有代孕这一条救济途径吗?其实不然,还有领养这条出路。民政部印发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如果这些孤儿可以被需求家庭所领养,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失独父母,甚至对社会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国家也给这样的家庭提供了经济救助。自2014年起,国家五部委将“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提高到了每人每月340元。
退一步讲,即使处理好了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的问题,关于代孕我们还有很多事需要做,比如随着人口的增加,公共教育设施、医疗服务设施、社会福利的投入是否也该随之增加?处理未婚先育、性交易、贩卖人口等问题时是否应该有更加成熟的防治措施和完备的法律支持?
如果在还未处理好这些问题的时候放开代孕,恐怕会对社会经济和法治化发展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因此,放开代孕应当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