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一种主张“以法治国”的政治学说或政治思想。它是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管仲、李悝、商鞅、韩非等提出的，是和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主张。儒家的治国方法提倡“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用道德的感化作用，来统治劳动人民。而法家则主张“以法为教”，“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强调法律的作用，侧重于用刑罚的方法来统治劳动人民。儒家强调人治，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为政在人”。其中心思想就是：寄全部希望于“贤者在位”，去搞德治、仁政，而后天下大治。法家认为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必须依靠法来蘅量功过，决定刑赏，才能治理好国家。法家反对人治，认为“释法术而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意思是说，离开法，单靠人的意志，就是尧舜这样的大圣人也不能把国治好。儒家虽然强调人治和德治，但也不排斥法和刑的作用，也说要“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又很讲究“吏治”。可见两家学说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实际上是王道、霸道两者并用，以所谓恩威兼施的手法来统治劳动人民。但是法家的法治理论中，也确实总结了一些有用的统治经验，如：强调法的统一性，反对政出多门和前后矛盾；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主张赏罚分明，取信于民；尤其是强调“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反对法外另有特权等。
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也提出过法治的主张，强调要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以对抗当时封建君主的“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法治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主权在民”来对抗封建主义的“主权在君”，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有力武器。这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和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的重大区别。资产阶级法治主义提出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约；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制度；针对封建法律公开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针对封建君主的赏罚随心，主张由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不得侵犯，以及“罪刑法定主义”等等，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就是在今天，某些方面也还可供借鉴。当然，在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所谓“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成了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号，是用来掩盖资产阶级法律的阶级压迫的实质的。
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法治，从本质上说，同中国古代的法家以及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法治完全是两回事。在人和法的关系上，法律要依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即人民利益的人们来制定，依靠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的代表来制定，做到有法可依。法律制定以后，就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要重视法律在国家机器中的作用，要使宪法和法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社会主义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就是我们讲的法治。但我们也不赞成法律万能论和法律至上论。治理国家，除了运用法律武器以外，还要依靠正确的方针政策、经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把法律的治理作用孤立起来，并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也是不对的。
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制，虽然提问题的角度有些不同，但就强调“依法办事”这一根本点来说，实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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